泰山玉皇廟山門前的石坎下，有一高6米，寬1.2米，厚O.9米的方柱形石碑，色灰白，形古樸。碑頂有方形屋脊狀石帽，帽上還有方柱狀帽頂，頂尖呈圓錐形，略有缺損。碑通身無字，也無飾紋。故而一直被稱為“泰山無字碑”。

　　此碑因無字可考，不知碑立何時，立者何人，所立何因？人們一直猜測推斷，杳無定論。

　　清朝以前，普遍認為此碑為秦始皇所立，立碑意在焚書。其理由是：始皇自以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承載；又焚書黜字，故所立石碑也不銘一字。持此觀點者，如明代的王在晉和張銓。王在晉有詩云：“縱教烈焰焚經(jīng)史，致使秦碑字也無”。張銓的一首七絕，至今還立于“無字碑”東側(cè)，詩曰：“莽蕩天風萬里吹，玉函金檢至今疑。袖攜五色如椽筆，來補秦王無字碑�！鼻宄�乾隆皇帝也曾斷言“無字碑”是始皇所立，有他的一首打油詩為證：“本意欲焚書，立碑故無字，雖云以身先，大是不經(jīng)事�！�

　　然而，從《史記.秦始皇本紀》看，這些說法難以成立。其一，據(jù)記載，始皇所立之碑刻有文字。其二，始皇公元前219年立碑，公元前213年才焚書，他不大可能六年前就想要焚書。

　　清代鴻儒顧炎武，提出漢武帝立碑說。他在《山東考古志補錄.辨無字碑為漢碑》中論證道：《史記》記載秦始皇刻石，無不先言立石，后言刻石，“立”和“刻”都有明確記載。若始皇在泰山另立無字碑，《史記》不可能不記。而《史記.封禪書》記載漢武帝“東上泰山，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未說他曾“刻石”。如武帝立石又刻字，《史記》、《漢書》焉能不記？

　　顧炎武之說，遂成為清以后的主流觀點。郭沫若也主張此說，他1961年夏天在泰山觀日出不遇，遂作詩道：“夙興觀日出，星月在中天。飛霧嶺頭急，稠云海上旋。晨曦光晦若，東辟石巍然。摩撫碑無字，回思漢武年�！贝嗽娨脖豢坛杀�，樹在“無字碑”西側(cè)，與張銓的詩碑左右對稱，以示兩種觀點并列。

　　然而人們對此說也有疑問：認為立無字碑與漢武帝的性格大相徑庭。向來好大喜功的漢武帝，怎會立一座無字碑，而不利用這一載體刻字，為己歌功頌德呢？

　　石碑的秦漢之爭，從未停息。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當代泰山研究學者周郢、姜豐榮、李發(fā)林諸先生重新提出了“無字碑”屬秦代遺物的觀點。

　　他們認為，說“無字碑”為秦始皇立，僅是傳說，并無足夠證據(jù)；說為漢武帝立，也僅是依《史記》、《后漢書》中的某幾句話推論。詳查有關(guān)史料，許多史實與顧說不符。

　　姜豐榮認為，“無字碑”是秦代石闕而不是碑。首先，碑與石闕的形制區(qū)別明顯：碑由碑座、碑身兩部分組成。闕由三部分組成：下部為闕礎(chǔ)，闕柱直接嵌于闕礎(chǔ)內(nèi)；中部為闕柱，柱有四面，為長方形或略呈梯形；上部有頂蓋，多為屋形出脊，最頂部有頂柱石。這些特點，與“無字碑”高度吻合。其二，依據(jù)東漢初期馬第伯《封禪儀記》記載，經(jīng)實地勘測、比對，現(xiàn)在“無字碑”的位置，正是馬第伯所記載的“始皇石闕”的位置。其三，“無字碑”的形制、尺寸，與秦代其他標志物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密切。如秦代對數(shù)字的記載都以三的倍數(shù)為基準，而石闕的長寬高正是三的倍數(shù)。以上三點，足以矯正過去的猜測和誤傳，證明泰山“無字碑”確是石闕，而且是秦代石闕。

　　姜豐榮僅為泰山管委會一名工作人員，名不見經(jīng)傳的文博研究員，他一語既出，學界矚目，令千多年來的其他觀點難以立足。由此可見，真理有時并不都在大家、名人手里。誰用心，不迷信，重科學，重事實，誰距真理就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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