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讀后感

《講話》本身就是一部充滿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著作，從實踐出發(fā)而升騰為系統(tǒng)化的文藝理論，體現出作者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文風。他不作空泛的理論表述，而是針對創(chuàng)作生活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深入調研，有的放矢地進行理論剖析，提出科學的結論，所以能令人折服。如政治與文藝的制約關系，作家對待生活源泉的態(tài)度，主觀愿望與創(chuàng)作效果的差異性，等等，這樣才能處置好文化機制各方面的策略性調整，建構了解放區(qū)文學秩序的綱領性文獻。其實，在《講話》發(fā)表之前的4月已經開始籌劃召開這次座談會，毛澤東分別致信肖軍、歐陽山、草明、舒群等征求意見，又邀請丁玲、艾青、羅烽、劉白羽、何其芳多人談話，當面交換對文藝創(chuàng)作的看法。艾表還將與毛澤東交談的要點，寫成一篇專論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fā)表，造成一種必須在文藝界開展“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的強大聲勢。在此前后，以丁玲、艾青為代表的解放區(qū)作家群，在小說、詩歌、散文各個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我認為今天看所謂“政治標準”，應該去掉其政治色彩，將之理解為當代的主流價值觀念，因為任何時代都需要有其特定的主流文化觀念來引領社會的發(fā)展。從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看，無論經歷了多少朝代變更，多少興衰戰(zhàn)亂，她的勤勞勇敢、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誠信忠孝等優(yōu)秀品質已經作為民族精神世代流傳下來，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核心價值理念；構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是我們當今時代的主流價值標準。一個政黨的執(zhí)政主張必須符合并能引領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才能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而一部文藝作品應該經得起時間和受眾的檢驗才能成為精品，時間的延續(xù)和受眾的層面是無法預料的，但只要作品中具有這種核心價值理念，它就不會因時間的久遠而使人感覺隔膜或因受眾層面的差異而產生疏離感，在任何時間、任何群體中都能引起共鳴，經典的魅力正在于此。

我們今天應該從用更為寬泛的概念去理解文藝的“政治標準”，文藝的“政治”屬性不是空洞的傳播工具，而應該是作者的核心思想觀念的體現，它也應該是民族的、社會的、大眾的，屬于我們每一個人。

重讀《講話》，感受最深的毛澤東對于“新的時代”與“新的群眾”之間辯證關系的闡述，他指出“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很顯然，強調藝術與時代的結合，最終就是要歸結為文藝“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的大命題。優(yōu)秀的藝術作品，一定是某個特定時代生活的本質呈現和精神映射，有著歷史教科書的審美價值和詩學的紀念碑意義，如泰納所說的：“一首偉大的詩、一部優(yōu)美的小說、一個高尚人物的懺悔錄，要比許多歷史家和他們的歷史著作對我們更有教益……一部書越能表達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學上的地位就越高；因為一個作家只有表達整個民族和整個時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圍招致整個時代和整個民族的共同感情�！比缃�，在新的歷史進程和時代潮流中，文學不應缺席，作家不應失語。一方面，真實的生活會比想象和虛構更豐富，更精彩；一方面，文學需要色彩繽紛的表現形式適應一個全新時代。這意味著作家的選材與敘事因此而有了更加寬闊的用武之地，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藝術選擇。作家不應局限于書齋與想象，走向遠比虛構更為復雜、厚重的社會生活，立足于堅硬的現實，以海納百川的超越姿態(tài)真正抵達文學現場，為寫作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有力方式，完成一種體現時代氣質的人文擔當。

，“延講”精神歷久彌新，與科學發(fā)展觀一脈相承，內涵豐富，應予廣大；重溫《講話》精神，對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fā)

展觀，有力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fā)展大繁榮，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并紛紛表示，將繼續(xù)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堅持“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和“三貼近”原則，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以改革創(chuàng)新精神推動我市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為將達州建成秦巴地區(qū)經濟文化強市而努力奮斗。

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毛澤東這篇著名的《講話》，總結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基本歷史經驗，明確提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服務的方向，解決了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好的文藝的革命方向問題，不僅對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也是對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的豐富和發(fā)展，有力地推動了文藝界整風運動，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文藝運動的發(fā)展。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文藝創(chuàng)作的宗旨也在不停地發(fā)生著變化。新時代的文藝精神應以什么為主旨，我認為謳歌的主旋律是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不管創(chuàng)作的什么形式的文藝作品，都應滲透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得到的這一主旋律。要通過文藝作品的宣傳，引領人們的精神世界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永遠跟黨走。引領人們有正確的價值取向，不被一時的逆流所誘惑，社會上的逆流總是存在的，但必竟不是主流，就像高爾基在《海燕》中所說：烏云是遮不住太陽的。

中國共產黨是一支久經考驗的黨，是一支永葆青春活力的政黨。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健的肌體，因為黨的理論在時時創(chuàng)新，黨的監(jiān)督機制全面而有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能夠帶領人們從富裕走向富強。廣大的文藝工作者應滿懷信心，創(chuàng)作出更多富有時代氣息、積極向上的文藝作品，杜絕靡靡之音登臺，扭曲人的靈魂，毒害祖國的花朵。

每每提到延安，想起延安整風運動時創(chuàng)作的經久不衰的紅色作品，有如飲清泉般甘甜，仿佛在清風習習的林間漫步。當意志消沉時，聽聽紅色歌曲，讀讀紅色作品，身上仿佛有了無窮的力量。當春風得意時，唱唱紅色歌曲，看看紅色電影，讓人心清氣爽，戒驕戒躁。延安精神，可謂時代豐碑。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地位

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總結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解決了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好的革命文藝的方向問題，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有力推動了文藝界整風運動，對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指導作用和深遠影響。

（一）確立了解放區(qū)文藝工作的方針，推動了解放區(qū)文藝工作蓬勃發(fā)展

延安文藝座談會和《講話》，給廣大文藝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按照《講話》精神，他們深入農村、工廠、部隊，堅持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開展了大規(guī)模群眾性文藝活動，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適應抗戰(zhàn)需要、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優(yōu)秀文藝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劇《白毛女》，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1943年春節(jié)開始的延安新秧歌、秧歌劇運

動，涌現了《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平劇《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等優(yōu)秀作品。此后，春節(jié)成了解放區(qū)農民的藝術節(jié)。秧歌運動還發(fā)展到各解放區(qū)，并隨著解放戰(zhàn)爭向全國推廣，為堅持抗戰(zhàn)和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擴大了黨在國統(tǒng)區(qū)、淪陷區(qū)進步文藝工作者中的影響

1944年1月1日，《新華日報》以摘錄和摘要形式刊登《講話》主要內容。4月，郭沫若在**召開座談會，介紹、學習《講話》精神，并連續(xù)以《一切為人民》、《向人民大眾學習》、《走向人民文藝》等為題，發(fā)表多篇文章，號召進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眾，了解他們的生活、希望、言語、習慣，一切喜怒哀樂的外形和內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復到人民的主位”。上海、香港等地的進步文藝工作者紛紛表示，《講話》將會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思想產生指導作用。他們還以各種形式發(fā)表《講話》內容，使《講話》精神得到廣泛傳播。

（三）奠定了黨的文藝理論和方針政策的基礎

70年來，《講話》精神不斷豐富發(fā)展。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講話》精神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文化藝術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把我國社會主義文藝方向確定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強調，我們要繼續(xù)堅持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江澤民同志強調，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形勢下，胡錦濤總書記強調，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和諧文化，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201*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全面貫徹“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糧，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

（四）促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文藝理論和方針政策的了解

1945年12月，《講話》發(fā)行朝鮮文本，這是最早的外文譯本。隨后，日本、法國、蘇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東歐其他國家和越南、瑞典、芬蘭、印尼、古巴等國相繼翻譯出版《講話》。美國、英國出版發(fā)行《講話》英譯本，意大利出版發(fā)行意大利文《講話》單行本。隨著毛澤東著作以各種文字翻譯出版，《講話》傳到世界多個國家。美國梅·所羅門教授編輯的《馬克思主義與藝術》一書，以《文學與革命》為題，摘錄《講話》內容并作深入分析，給予高度評價。澳大利亞學者龐尼·麥克杜格參考80余種《講話》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譯這部著作，并寫了43頁的長篇導言，引起國際學術界高度重視。70年來，《講話》成為世界上擁有讀者最多的著作之一，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啟示

《講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創(chuàng)造性地闡釋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時代、內容與形式、繼承與創(chuàng)新、歌頌與暴露、普及與提高、世界觀與文藝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指明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從而奠定了革命文藝發(fā)展的理論基礎，確定了黨的文藝工作的

基本方針，指導和推動了黨領導的文藝事業(yè)蓬勃發(fā)展。這對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yè)不斷發(fā)展進步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發(fā)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講話》闡明了文化藝術為人民群眾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并以此作為黨的文化藝術工作理論方針政策的基本依據和出發(fā)點，歷史證明是正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明確提出文化藝術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向，是對《講話》精神的繼承和發(fā)展，為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藝術指明了方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的文化藝術工作要自覺堅持“二為”方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堅持把以人為本、為人民服務作為繁榮文化的根本目的，在文藝創(chuàng)作中體現人民意愿，維護人民利益，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fā)展好人民文化權益作為開展文化工作、繁榮文化事業(yè)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

（二）堅持黨的領導是繁榮我國文化藝術事業(yè)的根本保證

《講話》闡明了文學藝術是黨領導的革命事業(yè)的一部分，黨對文藝事業(yè)的領導包括思想領導、組織領導、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首先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文藝工作者不但要學習文藝創(chuàng)作，而且應該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文化藝術事業(yè)是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藝術工作和文化藝術工作者，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文化藝術事業(yè)沿著正確方向前進，推動文化藝術事業(yè)的發(fā)展繁榮，使文化藝術事業(y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三）“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是社會主義文藝創(chuàng)作的源泉

《講話》闡明了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革命的文學藝術家，只有深入到群眾中去，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火熱的革命斗爭中去，才能創(chuàng)作出真正反映群眾生活、為群眾所需要的文學藝術作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積極投身到謳歌時代和人民群眾的文藝創(chuàng)造活動之中，深入生活、深入群眾，在人民群眾和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中汲取素材、獲得靈感、提煉主題，以充沛的激情、生動的筆觸、優(yōu)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創(chuàng)作生產出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tǒng)一、人民喜聞樂見的優(yōu)秀文藝作品。文藝作品只有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才能散發(fā)出永不磨滅的光輝。

（四）文藝創(chuàng)作要自覺關注時代，把握時代特征

《講話》闡明了文學藝術應該服從和服務于黨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的革命任務。抗日戰(zhàn)爭時期，為抗戰(zhàn)服務，動員人民、凝聚人心，鼓舞人民積極抗戰(zhàn)的文藝，就是關注時代、把握時代精神、順應時代潮流的革命文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日益多樣的傳播手段、人民群眾多樣的文化需求，文藝創(chuàng)作只有把握時代特征，融進時代元素，弘揚時代主旋律，才能與時俱進地適應和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文藝工作者只有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新要求，當今時代文化發(fā)展新趨勢、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才能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fā)展道路上開創(chuàng)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面。

今天，我們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重溫《講話》，就是要準確理解和把握《講話》的精神實質，更好地繼承和發(fā)揚《講話》的基本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道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使文化積極反映人民心聲，成為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

第二篇：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感

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感 按照沐作風建設辦發(fā)[201*]2號文件要求，我認真學習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內容，感觸良多。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fā)表是延安整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反映了無產階級在文藝發(fā)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也即是在推進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的歷史階段，應當如何領導文藝工作，從而創(chuàng)造出適合本階段要求的新型的文藝作品。《講話》中提到了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普及與提高、文學批評的標準及文藝界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等多個問題，而其中核心的問題便是“文藝為群眾”以及“如何為群眾”。這樣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著力于此次座談會的目的而提出的，那便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

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引下，許多作家在塑造工農兵和反映偉大革命斗爭方面取得了新成就，真正意義上實現與群眾結合，使文藝的發(fā)展取得新的突破。對于一直受外國文學影響的新文學來說，這種來自民間傳統(tǒng)和民間群眾文化的推動力更是具有特殊的意義。《講話》發(fā)表后，越來越多的文藝工作者關注的題材轉移到人民群眾上。人們在處理作品題材，人物上側重有所不同，對知識分子的關注也慢慢淡化，甚至很少注意對現實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而取代的便是對新社會新制度的贊美以及人民群眾斗爭生活的描繪。普通的農民、士兵、干部成為文藝工作者重點表現的對象，翻身解放的“新人”成為文學的主角。

《講話》中第一個提到的便是政治立場的問題，這也揭示了文藝為群眾與如何為群眾的兩個核心。政治立場的轉變也就意味著文學描寫中心的轉變�！拔逅摹毙挛幕�運動以來，知識分子一直作為民眾的先覺者與社會革命的先導而站在時代前列，同時也是文學描寫的核心對象。《講話》中卻突出說明了知識分子及個人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種種“劣根性”，提出文藝思想家思想感情向工農兵方向轉變的必要性，也就是文藝工作者世界觀和思想情感改造的問題。《講話》作為黨領導文藝工作的政治性策略，使我們不得不思考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吨v話》中的觀點及其一些結論是極具時代性的，我們在理解上更應該回到當時的社會背景。

蔣治勇

201*年7月29日

第三篇：第六講 毛澤東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第六講 毛澤東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選3下）

一、作者小傳：毛澤東（1893.12.26—1976.9.9）

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zhàn)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沖一個農民的家庭。小時在家鄉(xiāng)讀過私塾，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求學，組織革命團體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前后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在湖南創(chuàng)建共產主義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24年國共合作后，在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當選為候補中央執(zhí)行委員，曾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政治周報》，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發(fā)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思想。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提出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并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后，到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接著率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發(fā)動土地革命，創(chuàng)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朱德任軍長。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1930年8月，紅軍第一方面軍成立，任總政治委員。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選為主席。1933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34年10月，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1935年1月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1936年12月，寫《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1937年夏，寫《實踐論》和《矛盾論》�？谷諔�(zhàn)爭開始后，開展敵后游擊戰(zhàn)爭，建立了許多大塊的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原則。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發(fā)表了《論持久戰(zhàn)》、《〈共產黨人〉發(fā)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1942年，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糾正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同年5月，召集延安文藝座談會，發(fā)表重要講話。1943年3月，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毛澤東思想在這次大會上被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澤東選集》（四卷）、《毛澤東文集》（八卷）�！对谘影参乃囎�談會上的講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集中體現。

二、《講話》的主要內容

在引言部分，談了五個問題：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tài)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結論部分，分五部分來論述，提出討論問題的出發(fā)點和文藝的中心問題。1.從現實出發(fā)；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3.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系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系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系問題——文藝界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4.文藝界的主要斗爭方法——文藝批評。5.存在的突出問題。

三、《講話》講評

《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對“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中國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左翼文化運動的一次追認和全面總結。它繼承了早期左翼文藝理論家的理論主張，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闡明了文藝的基本任務、發(fā)展方向和基本理論問題�！吨v話》誕生在具體的歷史情境當中，其所論脫離不開特殊的時空條件。它既總結了“五四”以來的文藝運動，也是對當時文藝狀況的一次回應，解決了延安文藝界存在的尖銳分歧。更重要的是，它關于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普及與提高、歌頌與暴露、知識分子和人民、文藝大眾化、批判與繼承、世界觀與創(chuàng)作方法等問題的原則性說明，成為指導中國文藝發(fā)展的方針政策，構成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一個組成部分。 《講話》發(fā)表后，在全國不同的政治區(qū)域以文件政令、座談會、媒體報道、出版發(fā)行等各種方式得到傳播。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首次全文發(fā)表《講話》，同一天，新華社播發(fā)了中共總學委關于學習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通知，稱其“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的事業(yè)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語言所寫成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此文件決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產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決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黨收到這一文章后，必須當作整風必讀的文件”1。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fā)布了《關于執(zhí)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決定中指出：“十月十九日《解放日報》發(fā)表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guī)定了黨對于現階段中國文藝運動的基本方針。全黨都應該研究這個文件，以便對于文藝運動與實際問題獲得一致的認識，糾正過去各種錯誤的認識。全黨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研究和實行這個文件的指示，克服過去思想工作中作品中的各種偏向，以便把黨的方針貫徹到一切文藝部門去，使文藝更好的服務于民族和人民解放事業(yè)，并使文藝事業(yè)本身得到更好的發(fā)展。”

《講話》的這種歷史性出場，確立了它的權威性地位，其在中國文藝發(fā)展史上無以比擬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說明。

（一）《講話》前的延安文藝界

《講話》包含在整風運動這樣一個大的歷史氛圍當中，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和成果。

1941年1月1日《文藝月報》的創(chuàng)刊號上，丁玲發(fā)表了《大度、寬容與〈文藝月報〉》一文，對《文藝月報》的特點進行了集中的說明，期待《文藝月報》展開深刻而潑辣的自我斗爭，警惕“沒有明確的主張，溫吞水的，拖拖沓沓的可有可無，沒有生氣的”辦刊風格2。

1941年4月丁玲調入《解放日報》，任“文藝欄”主編，繼續(xù)她在《文藝月報》的主張。1942年10月23日“文藝欄”發(fā)表丁玲的《我們需要雜文》，由此

3掀起了一個雜文創(chuàng)作高潮，針砭延安的社會生活。1942年4月1日《解放日報》

2 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 《丁玲文集》第四卷，轉引自蘇春生：《中國解放區(qū)文學思潮流派論》，第4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年8月第1版。

3 較為著名的文章有丁玲的《“三八節(jié)”有感》（《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日），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日），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解放日報》1942年4月9日），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解放日報》

“文藝”副刊�？�。同時，《谷雨》上也發(fā)表了尖銳的雜文作品，如蕭軍的《雜文還廢不得說》4，王實味的《政治家、藝術家》5等。

1942年2月15日至17日，由“美協(xié)”主辦，在延安軍人俱樂部展出的“諷刺畫展”，以自己的畫筆描繪了太陽中的“黑子”6。1942年2月13日的《解放日報》對此作了預報。

此外，各種墻報也在同一時期活躍起來，其內容多針砭時弊，對延安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大膽而直接的批評，有時也有諷刺。著名的文化溝口的《輕騎隊》7和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王實味的《零感兩則》就刊在其上。

1942年春天的延安文藝界似乎格外活躍。然而，延安文藝界的這些狀況究竟與《講話》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呢？不管怎樣，文藝座談會已經在準備之中了。

當年，毛澤東主管文藝界的整風，在座談會召開之前，他曾給許多作家寫信、面談，有的不止一次，請他們搜集材料，聽取關于文藝工作的意見8。《講話》中所歸納的意見和看法，有的是在媒體上公開發(fā)表的，有的則是在與毛澤東的交談中吐露的。9

（二）《講話》涉及的主要理論問題

《講話》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誕生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文獻，也是一個政策文本，有些論述帶有鮮明的歷史印記，離開特定的時空就失去了它的生長點；有些論述是原則性的，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的價值。

“引言”部分談到的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tài)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是一個引子，為《講話》的“結論”部分的立論奠定了基礎�！吨v話》系統(tǒng)地回答了五四以來文藝運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一次總結。它圍繞著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中心問題，將文藝與革命、文藝與階級、文藝與人民、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社會、文藝與生活、文藝與黨性、普及與提高、批判和繼承等論題提了出來。這些問題其實在此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過程中多少都有涉獵，《講話》是這些理論主張的一個延伸和發(fā)展。所不同的是環(huán)境變化了，1942年的延安，作家和知識分子已經成為邊區(qū)政府的一員，是有“單位”的人，和大眾的關系不僅在理論的層面而且在現實的關系上也成為可能。如果說以前馬克思主義學者的主張還只是停留在理論探討和熱情呼喚的層面，那么，在根據地則別有洞天。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不僅是學理的論說，而且也是必須要執(zhí)行的文藝政策。根據地有立法權，也有執(zhí)法權。文 1942年3月13、23日）

4 《谷雨》第5期，1942年6月15日

《谷雨》1卷第4期，1942年3月15日

畫展中，展出了蔡若虹的《醉了的自由》、《愛神坐了飛機》、《和平的鼾聲》、《一個科長同志的會客》，張56

諤的《老子天下第一》、《文化水平提高了》、《老李，還你一根大蔥》，華君武的《路線問題》、《當主席報告第三部分第二點的時候》、《群眾大會》、《因此大會總要延遲三小時》等作品。

7 1941年4月——1942年活動時間大約有一年

這些人當中有：蕭軍、艾青、羅峰、歐陽山、蕭三、劉白羽、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8

曉等。

9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51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據胡喬木回憶，主張“暴露黑暗”“不搞歌功頌德”的意見就是一個不出名的作家在和毛澤東談話中提到的。

藝上的一系列主張可以通過政權的力量貫徹到實際中去。

《講話》中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他各種爭論都可以迎刃而解。如果在“作者——世界——作品——讀者”的框架中來分析，“為什么人”是一個省略的語法結構，完整表述應該是“誰為誰做什么”。因此，“為什么人”關系著對創(chuàng)作主體和創(chuàng)作對象的評價以及它們關系的認識，進而關系著文藝的性質和方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工作者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就一直在關注著接受對象，從“庶民”、“平民”、“民眾”直到“文藝大眾化”的討論，他們的對象性關懷是一致的，但是對于創(chuàng)作主體的認識卻停留在現代性啟蒙的角色，這種“優(yōu)越感”和“憂患意識”被不自覺地遮蔽了。因此，忽略了作家的自省與批判。而對民眾的熱情和救贖，只是在觀念的想象中，模糊和幻化了民眾的形象和感情，多數還是知識分子的獨白。或者即便是有了與民眾結合的意識，但卻不具備實踐的條件�！吨v話》以階級學說為依據，在作者和接受者兩端做出等級分明的區(qū)分和評價。關于接受者，明確分為工、農、兵、城市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四個等級，在這個梯隊序列中，農民是核心，他們的生活情感、欣賞水平和審美趣味是第一義的。這樣清晰地界定文學接受者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史上還是第一次。

更重要的是，《講話》自覺地闡述了創(chuàng)作主體的位置和意義。這是“為什么人”這個中心問題的核心，也是《講話》產生影響最大的論述之一。只有在創(chuàng)作主體充分自明的時候，創(chuàng)作對象的關懷才有可能實現。《講話》以對知識分子的評價為核心，形成一條主線，將“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中心問題凝聚起來，重提“文藝大眾化”的話題。正是在知識分子評價的問題上，一些理論家和作家從不同角度構成與《講話》的復調關系。

《講話》并不著意于從認識論和反映論的角度探討文學的本質問題，而是從價值論、實用主義以及政治功利主義的層面關注文學創(chuàng)作，從而形成它的焦點所在，即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并由此引出文藝與政治、歌頌與暴露、批評標準等一系列相關問題。

參考書目：

1.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 毛澤東：《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年4月第1版

3.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

第四篇：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感想

201*研究生monica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感想201*年5月23日,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70周年座談會在京召開,胡錦濤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他深刻指出,《講話》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終是我國文藝事業(yè)發(fā)展必須遵循的正確方向和道路,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全面貫徹“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牢牢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為人民奉獻更多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高度統(tǒng)一的精品力作。深刻領會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在重溫《講話》精神的過程中對我國文藝事業(yè)的發(fā)展規(guī)律形成更為清晰正確的認識,對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70年前,毛澤東同志發(fā)表《講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文藝實踐創(chuàng)造性地結合起來,是我們黨領導文藝事業(yè)的經典文獻。《講話》緊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創(chuàng)造性地闡釋文藝與人民、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生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確定了黨對文藝工作的基本方針,指導和推動了黨領導的文藝事業(yè)蓬勃發(fā)展。70年來,《講話》的精神與時俱進,豐富發(fā)展。在《講話》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自覺投身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的偉大實踐,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具有正確政治立場、深刻思想內涵、感人藝術魅力的優(yōu)秀作品,推動文藝事業(yè)健康發(fā)展,為我國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奮進的號角�！吨v話》發(fā)表70年來,

黨的文藝隊伍不斷壯大,當代中國文藝事業(yè)不斷繁榮發(fā)展,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與人民同心、與時代同行,一批又一批高揚民族精神、極富藝術感染力的優(yōu)秀作品相繼涌現、催人奮進。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紀念和重溫《講話》精神,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按照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要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道路,全面貫徹“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牢牢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切實尊重文藝規(guī)律,大力推進改革創(chuàng)新,更加自覺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深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第一線,反映現實生活、表現群眾真情實感,謳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主旋律,為人民奉獻更多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高度統(tǒng)一的精品力作,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

70年來,《講話》所闡明的“為人民大眾”的文藝方向和“深入生活”的創(chuàng)作道路,指引了一代又一代文藝工作者,為推動我國文藝事業(yè)的繁榮和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走到人民中間,就是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是尊重文藝規(guī)律。今天,廣大文藝工作者踴躍投身“走轉改”活動,也是與這種精神一脈相承的。藝術家們深入基層、貼近群眾,切實為廣大人民送去大批優(yōu)秀的精神食糧,極大豐富了基層文化生活,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廣大文藝工作者自覺以“為人民服務”為神圣天職,與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一定能從人民群眾豐富的實踐中汲取營養(yǎng),深刻生動地表現人民群眾深邃博大的精神世界,創(chuàng)作出大量精品力作。

國運昌盛,文運必興。伴隨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yè),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牢記人民的囑托,響應時代的呼喚,尊重規(guī)律,改革創(chuàng)新;我們的文藝事業(yè)也必將群星燦爛、百花爭艷,在文化強國的道路上闊步前進。

作為祖國的黨員代表著黨的形象和黨風，我們必須以身作則，建造更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五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國外影響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的國外影響

農方團

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宣言書，也是二十世紀中期馬列主義文藝思想發(fā)展的里程碑�！吨v話》的誕生，不僅對中國革命文藝的發(fā)展起著無可置疑的決定性的指導作用，而且對世界各國進步文藝工作者和革命文藝運動也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很早就譯傳國外�！吨v話》正式公開發(fā)表于1943年10月19日，時隔兩年后的1945年12月，朝鮮咸鏡南道就把它翻譯成朝鮮文，在朝鮮出版。朝鮮是外國宣傳和學習《講話》的第一個國家。一本文藝論著問世后，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引起國外的重視，這在文藝界是不多見的。1946年，戰(zhàn)后的日本的進步文藝工作者掀起了文藝革命，他們急切尋求一種適合時局需要的革命文藝理論，于是由“新日本文學會”主編，由千田九一翻譯，以《現階段中國文藝的方向》為書名，出版了《講話》的日文譯本。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在1945年的世界大戰(zhàn)中，日本是個戰(zhàn)敗國，而且是被革命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國人民打敗的戰(zhàn)敗國。但是，日本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卻能拋棄狹隘的民族觀念，把世界革命放在第一位，于本國戰(zhàn)敗后的第二年，就翻譯了毛澤東同志的《講話》，這在文藝界也是少有的。真正的革命理論，對革命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的傳播是風快的，而且是沒有國界的。隨后，蘇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法國、美國、英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印度、古巴、巴西等國家，都先后用本國的文字翻譯出版了《講話》。在印度，除了英文版外，還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馬拉提文、泰米爾文、泰魯固文、馬來雅冷文等各種印度文字的版本。1952年和1953年，隨著《毛澤東選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和翻譯，《講話》便通過各種文字，廣傳到世界各國，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讀者的光輝著作之一。

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一傳到國外，就驚醒了千千萬萬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和讀者。他們生活于不同性質的社會制度，屬于不同的種族和民族，遍布世界各個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修養(yǎng)。但是，他們都被《講話》那簡樸的文字、深刻的思想和嚴密的科學態(tài)度緊緊地吸引住了，讀后油然產生一種欣喜的敬佩心情，不禁驚呼毛澤東同志對革命文藝思想的見解和重大的貢獻。一位印度作家就十分真切地表達了他對《講話》的感受，他說：“我是在我的第二十六本著作出版后，才讀到毛澤東的著名文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我真希望我能在開始寫作以前，就已讀到這些關于人民作家的立場、態(tài)度和寫作范圍，關于內容和形式問題生動的具體的意見，在讀這篇文章時，我覺得象閱讀一位‘朋友，哲學家和導師’向希望成為‘人民的和為人民的’作家和朋友所說的一篇親密的當面的談話�！边@段話完全是肺腑之言，是摯誠的贊美的文字，確切地表明了《講話》在國外深入人心的程度。其實，積極認真學習《講話》的不只是文藝工作者，許多知識青年也都渴望閱讀。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生組織的“中國文學研究會”在一篇題為《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歷史》的文章中，就十分明確地決定說：“研究會第一次進行研究的題目，就是毛澤東的《文藝講話從”①一個外國知識青年組織，對《講話》竟如此傾心，鄭重地把它列為學習、研究的頭等課題，可見《講話》在國外影響的廣泛。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講話》的思想影響已經超越了文藝工作者和知識青年的范圍，在國內固然是如此，在國外也是這樣。它成為國外工人群眾的思想武器。如參加早稻田大學學生“中國文學研究會”學習的d工廠工人鈴木君就深

有體會地說：“我本來是個封建落后的人，使我獲得正確認識的是中國文學研究會，特別是毛澤東的《文藝講話》，它成了促使我轉變的關鍵。”②這一工人的話，具體地道出了《講話》思想的深刻性、革命性和戰(zhàn)斗性。許多國外的評論家都一致認為，毛澤東是代表億萬戰(zhàn)斗生活中真正的主人—工農兵說話的。對這一論點，日本鈴木君的感受和體會，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講話》在國外為什么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講話》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思想。羅馬尼亞作家協(xié)會書記托·賽爾瑪魯在紀念《講話》的文章《十年以后》中就正確地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淵源于列寧、斯大林的學說”，“是運用馬列主義文藝理論于中國具體條件的典范”，“是一個具有特別現實意義的豐富的經典著作�！雹圻@概括地說明了，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既堅持了文學的黨性原則，又發(fā)展了列寧、斯大林的學說；既具體地解決了中國文藝界的實際問題，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日本中國文學研究專家竹內好更進一步具體地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從內容上說，接觸的都是文學藝術的根本問題，并且它不是紙上的空論，而是在實際工作中，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而達到相當高度的抽象理論�！雹苓@就是說，《講話》是從斗爭中總結出來的革命理論，它來源于實踐，又高于實踐，最富有生命力和指導意義。象竹內好一樣，許多國外的評論家也都十分稱贊《講話》高度的理論性和實踐性。正因為如此，無數文藝工作者都把《講話》當作一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生動教科書，在有關的評論中，經常引用《講話》里的精辟見解，加強自己的宣傳力量。關于《講話》在馬列主義文藝思想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朝鮮《勞動新聞》上一篇紀念《講話》發(fā)表三十周年的文章，表述得最為確切。文章說：“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從擺在中國革命的文藝面前的迫切要求出發(fā)，對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文學藝術的對象問題，以及提高文學藝術戰(zhàn)斗性和人民性的一系列原則問題作了解答，在馬列主義革命原則基礎上指明了革命文學藝術建設的正確道路�！薄案锩�文學藝術建設的正確道路”就是文藝必須為人民服務，文藝的工農兵方向。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馬列主義文藝思想的核心，是各國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時刻關心和必須正確解決的問題，是決定每一文藝作品價值高低的準則。這一問題，列寧已以新的方式解決了。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以及在對德國女作家蔡特金的談話中，列寧明確地提出了文學應該“替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和“藝術屬于人民”的光輝思想，而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發(fā)展和豐富了列寧的這一光輝思想，并進一步具體地提出了與文藝為人民服務這一中心有關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諸如作家世界觀問題，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批評的標準問題，普及與提高問題等。這一系列重大問題，各國革命文藝工作者在探索，但只有自《講話》發(fā)表后，在世界范圍內，才得到比較明確的認識，才得到系統(tǒng)、完整的解決，從而把馬列主義文藝理論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在國外所以產生如此深刻影響的另一個原因，是外國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和讀者從中國文學的繁榮發(fā)展中，具體地看到了《講話》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文藝運動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它的發(fā)表，開創(chuàng)了中國革命文藝的新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它象一盞光芒四射的明燈，照亮了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前進的道路和方向；它象甜美的甘露滋潤著中國的文苑和藝壇，使這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綻開了萬紫千紅的文藝花朵�！吨v話》發(fā)表后，無數革命文藝工作者懷著一顆火熱的心，積極響應《講話》的號召，深入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生活，到工廠，下農村，去部隊，和工農兵群眾打成一片，許多優(yōu)秀的作品，如《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無敵三勇士》、《呂梁英雄傳》、《原動力》、《兄妹開荒》、《白毛女》、《劉胡蘭》、《把眼光放遠一點》、《同志，你走錯了路》、《王貴與李香香》、《漳河水》等。在國統(tǒng)區(qū)，盡管《講話》恩想的宣傳和貫徹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黨的領導下，革命文藝工作者也寫出了不少優(yōu)秀的作品，如《屈原》、《清明前后》、《升官圖》、《還鄉(xiāng)記》、《山野))、《蝦球傳》等�？傊�，1942年以后，中國文學開始了具有劃時代

意義的發(fā)展時期。國外廣大革命文藝工作者和讀者敏銳地看到了中國文學的這一繁榮景象。日本毛澤東選集刊行會在翻譯《講話》時，全面具體地指出了這一點：“《講話》發(fā)表后已經十二年。這期間，在抗日戰(zhàn)爭階段，這篇《講話》對解放區(qū)文藝工作者、對國統(tǒng)區(qū)文藝工作者來說，成為革命文藝工作的旗幟，成為指示新中國的新文藝方向的燈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為《講話》所長期培養(yǎng)起來的大批文藝家和文藝工作者，從人民的各個階層各種崗位中涌現出來，因而出現了很多優(yōu)秀的文藝作品，鼓舞了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斗爭，對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其中有些作品已介紹到日本，給予了日本人民解放斗爭以勇氣，指出了戰(zhàn)斗的方向和方法。”⑤這些評論何等中肯！它代表了世界各國文藝工作者和讀者的真切心聲，表達了他們對《講話》指導中國文藝創(chuàng)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高度贊賞。從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點：一，國外廣大文藝工作者和讀者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的發(fā)展和成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為依據的；二，中國的這些優(yōu)秀文藝作品，都是遵照《講話》的思想原則來進行創(chuàng)作的；三，中國雄壯的文藝隊伍是在《講話》的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四，國外翻譯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都被認為是領會了毛澤東同志《講話》精神的為人民服務的作品。顯然，國外廣大文藝工作者和讀者，不僅重視《講話》的理論，而且更重視《講話》的指導意義。他們從學習《講話》的文藝觀點，到考察中國現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盛況，從翻譯和研究一部部具體的優(yōu)秀作品，到對照《講話》的理論，從而進一步認識到了《講話》豐富的內容、深刻的思想和偉大的指導意義，從而在內心深處牢固地確立了《講話》的重要地位�，F在，國外廣大文藝工作者，一方面，在國家報刊雜志上經常發(fā)表介紹《講話》的文章，另一方面，大量地翻譯中國現代文學優(yōu)秀作品，這已成為他們引為自豪的使命。

正確、及時地解決了國外文藝界和廣大文藝工作者面臨的實際問題，這是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在國外所以產生那樣深刻影響的第三個原因。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既具有強烈的民族特點，同時又具有超民族、帶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指導意義。一位印度作家說：《講話》不儀對中國知識分子很重要，而且對印度知識分子也很重要。日本文藝理論家原藏惟人更深有體會地指出：《講話》關于深入群眾的言論，“不僅是中國的，而應當說是一切國家的革命文學家，有出息的文學家的座右銘和工作指針�！雹奘聦嵣希�許多國家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已經這樣做了，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如果我們概觀藏原惟人自己的國家—舊本戰(zhàn)后文學的現狀，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后，法西斯反動勢力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民主思想迅速萌芽和不斷發(fā)展。但是，由于外國的武裝干涉，反革命、反人民的邪惡勢力仍然十分猖狂。因此，戰(zhàn)后的日本文藝戰(zhàn)線出現了矛盾尖銳復雜的局面。一方面，革命的文藝家，通過艱苦的創(chuàng)作實踐，在為日本的獨立、民主、和平與中立而斗爭；另一方面，反動的文學家則到處兜售腐朽、沒落、散布民族前途絕望悲觀心理的文學；再一方面，進步文學隊伍里的一些作家，他們雖然向人民靠攏，但世界觀仍保留著嚴重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面臨這樣復雜斗爭的現實，廣大文藝工作者經常為文藝一系列重大問題發(fā)生爭論，竭力尋求一種真正是以指導他們創(chuàng)作，把日本文藝健康推向前進的光輝理論。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的譯傳，正如一道閃電，照亮了日本進步文藝的領空，廓清了灰濛的天宇，使廣大文藝工作者心目豁然開朗，看到了革命文藝發(fā)展的道路和方向。在日本，在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斗爭中，偉大作家德永直的感受最為深刻，成績也最為卓著。他在《講話》思想的啟發(fā)下，堅定走深入工農、深入斗爭實際、努力改造世界觀這一根木的創(chuàng)作道路。他說：“向群眾學習，不斷改造自己，同時又進一步走群眾路線，事實就是指到工廠或農村，這種從事生產的地方去。”又說“這種事給我教育最深的是中國革命與中國文學，是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⑦而且，他還不斷用《講話》的思想來指導自己具體的創(chuàng)作實踐，不斷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他在那部代表作品《靜靜的群山》第二部后記中，就具體地談到了《講話》對他創(chuàng)作的影響。他說：“從第一部到第二部之間，整整空白

了四年，其原因都在于作者，一是，作者想努力克服存在于第一部中的缺點—在第一部里，作者企圖寫出當時日本階級斗爭中所出現的幼稚性，但作者卻是以同一水平的幼稚性來描寫的；另一個是(其實是一樣的)讀了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知道自己創(chuàng)作上的缺點，想努力克服它”；又說：“如果第二部比第一部有點進步的話，這都是我受了日本人民英勇斗爭的鼓勵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啟發(fā)，努力使自己接近工人和農民的結果�！雹嗟掠乐边@樣按照《講話》的思想，內省和磨煉自己的世界觀，不斷提高自己的創(chuàng)作水平，使《靜靜的群山》比以前的作品，無論在主題思想和藝術創(chuàng)造方面，都達到了新的高度。由于有德永直這一光輝榜樣，所以，在日本，在廣大的文藝工作者中，“把毛澤東同志的講話變成自己的血肉”已成為一種急切的希望了。

當然，受到《講話》啟發(fā)教育，取得顯著成績的，不止東方各國的文藝工作者；對《講話》的學習有深切體會的著名作家，也不止日本的德永直。法國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就深有感受地說過：誰研究了《講話》，“并把他的體會應用到他的工作和周圍環(huán)境中去的話，他也就是為自由與和平而努力的文藝工作者了�！雹岚材取の鞲袼棺约阂簿褪沁@樣的文藝工作者。通過學習《講話》使她發(fā)現了許多以前不知道、但希望知道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為她提供了不少正確的答案。她說：“毛澤東的講話在我數年前讀到它的時候，曾經幫助了我，它幫助我看到我的若干(感謝訪問公文素材庫www.hmlawpc.com)錯誤，它今后也將幫助我去避免犯錯誤�！雹庖粋�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斷學習《講話》，從而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文藝工作者，總對《講話》抱著這樣堅定的信念的。

以上大量的事實表明，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也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一樣，是一部光輝的文獻，它發(fā)表的四十年來，始終在啟迪著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指導著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成為了各國進步文藝工作者的銳利武器，在世界各地的文藝領域中，顯示出了它的不朽的戰(zhàn)斗性和深廣的意義。

注：

① ②《毛澤東文藝思想在日本》劉振贏，見《文學評論》1960年第3期第103頁。

③ 《十年以后》，羅馬尼亞作協(xié)書記托·賽爾瑪魯，見《新華月報》1952年6月號第202

頁。

④ 《毛澤東文藝思想在日本》劉振贏，見《文學評論》1960年第3期第104頁。 ⑤ 同上，第99頁。

⑥ 《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日本藏原惟人，見《文藝報》1957年第7期第

8頁。

⑦ 《毛澤東文藝思想在日本》劉振流，見《文學評論》1960年第3期第108頁。 ⑧ 《靜靜的群山》第二部《后記})，德永直，作家出版社，1957年。

⑨ ⑩《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發(fā)表十周年》，安娜·西格斯，見《新華月報》

1952年，6月號第201頁。

（原載《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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