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歲大學生曾參加過13次高考

為進大學高考13次，上了大學卻發(fā)現前景迷茫

　　“當代范進”曹湘凡：大學就是那么回事兒

　　再過幾天，41歲的大學生曹湘凡就要進入自己的“畢業(yè)年”了。日前，他給記者發(fā)來短信，聲稱“前景迷茫”。

　　他曾對大學無限向往，為此，他參加過13次高考，被戲稱為“高考王”、“當代范進”，最終在兩年前考上了湖南長沙的一所�？茖W校，讀的是法律。中午，坐在空蕩蕩的教室里，他總結自己的感受，語氣輕蔑而又失望，“大學就是那么回事兒。”“不過爾爾。”他又加重語氣，強調自己“對大學的夢想已經破滅”。

　　他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不負責任”的丈夫和小有名氣的高考家教老師。多年來，在長沙這座舉目無親的城市里，他以輔導高三畢業(yè)生為業(yè)。他略帶悲壯地宣稱：“高考是我最后的情人和救命稻草。”

　　但他不想再專職輔導高考學生，盡管這項工作的收入遠高于許多大學畢業(yè)生。曹湘凡固執(zhí)地認為，“如果那樣的話，那我讀大學還有什么意義？”如今，他強烈地渴望一份安穩(wěn)的工作，有各種保險和養(yǎng)老金，比如教師和公務員。他擔心：“如果沒有保障，萬一我出了車禍怎么辦？”

　　這位曾被媒體爭相報道的名人，蝸居在遠離學校的一處很不起眼的平房里。他告別了幾年前和一些賣菜、打工的鄰居共用一間廁所的生活，但現在的情況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廁所和廚房連在一起，中間無遮無攔。

　　因為每晚都有家教，他沒有住校，想象中的寢室臥談會一次也沒有參加過。他每天早晨6點鐘左右起床坐公共汽車去上課，下午又早早離去，直到深夜11點后才能回家。而到了高考前的一個月，他便請假，一心輔導眾多考生。

　　“沒辦法，我要生存，要賺學費，要撫養(yǎng)孩子。”曹湘凡苦笑，他說，“生存是第一要素，沒有生存，就無法談理想。”這位看起來還算樂觀的男子自嘲“別人是享受大學，而我選擇了奔跑的方式”。

　　老曹在進大學前，還對那里充滿幻想，以為大學是一個高談理想、洋溢激情的地方。不久，他發(fā)現自己錯了：那兩種東西對大學而言，“很奢侈”，“不現實”。

　　他自稱讀過尼采、費爾巴哈和黑格爾的作品，但如果和同學去談這些，“別人會認為你是瘋子”。不過，他還心存一絲希望：也許在北京的主流大學里，有人會談吧。

　　其實，曹湘凡是抱著“試一試、讀一讀、看一看”的心態(tài)走進這所�？茖W校的，因為妻子對他下了“不能再考”的“最后通牒”。

　　他曾經豪情滿懷，對記者宣稱，只有考上“中國人民大學的國學專業(yè)、中山大學的哲學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法律系、湖南師大的中文系，這些理想的本科院校和專業(yè)，我才去讀，不然只會浪費時間，失去自己的個性”。

　　而在幾位任課老師眼里，他學習勤奮，“整體表現非常不錯”。這位被同學們稱為“曹叔叔”的學生據說從未遲到過，且上課精神抖擻，喜歡提問，“只是在后來，他認為大學不如想象中的理想，請假就多了”。去年的某個晚上，在一輛飛馳的列車上，記者還收到他的短信，稱要退學再考。

　　大學課堂里熱烈的爭論，是曹湘凡一直期待的場景，但很少出現。“我感覺和高中課程差不多，也是滿堂灌。”他沮喪地說，尤其是上大課，“連提問的機會都沒有”。

　　“真理越辯越明。”他拖著濃重的常德口音說，“沒有探究性的學習，大學生的素質怎么能提高？”

　　曹湘凡同學相信“一個好老師就是一所好大學”，因此，他自稱“暗淡無光”的大學生活，并非一無是處。這位學生對幾位老師心存敬意，稱“這樣的老師如果多一些，大學才有意思”。

　　他最初聽“犯罪心理學”課，“沒有感覺，像聽天書”，便給老師提意見：你一個人從頭講到尾，沒有情景對話。還當面批評那位心理學博士“博士不博，碩士不碩”。老師態(tài)度謙虛，也不生氣，還說“我會努力改進”。以后每上完一堂課，又主動詢問曹湘凡：“我講得怎么樣？”

　　在這位老師的推薦下，他從圖書館借出了第一本書《夢的解析》。也是這位老師，顧不上吃中飯，陪著情緒低落的曹湘凡聊了兩個多小時。

　　“商法”課的老師還是一名律師，他的課讓曹湘凡“有一種愉悅的感受，也能發(fā)現自己知識的千瘡百孔”。他用“大家風采”、“廣征博引”、“信手拈來”等詞評價自己的老師。“有的老師講民法，絕對不會講刑法。”曹湘凡說，他是“心血來潮似的講法”，不以教材為中心，放得開收得攏。這位大齡學生誠懇地表示，“他是大海，我是小水滴。”

　　不過，他即將結束的大學生活注定會留下許多遺憾：沒有上過選修課，沒有見過法槌，沒有打過球，甚至，沒有時間在校園內閑庭信步。他唯一參加的一次集體活動是去“農家樂”野炊。“這是一次快樂的休閑，也是浪漫的回憶。”他笑著說，“好像那天晚上的月光很好。”

　　他的大學生活似乎單調得只有上課和家教。不過，他寫過的幾封信倒值得一提。

　　一封寫給中國人民大學的紀寶成校長，信中表達了想去人大讀研，要求破格錄取的愿望。他列舉的理由如下：在高考的戰(zhàn)場上摸爬滾打了十幾年；外語考試過不了關；“對你這個權威校長的權威語言非常崇拜”；“希望和高素質的人才一起學習，提升自己”。

　　紀校長沒有回信，他對此揣測說：“這證明我沒有達到他破格錄取的資格。”

　　一封信寫給湖南省教育廳廳長張放平，“批評他的兩句話不合邏輯”。去年，張廳長在一次在線訪談時評價“高等教育質量從總體上來講，通過擴招以后，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并舉例說，現在大學生的外語水平和計算機能力比過去強多了。曹湘凡不認可這種說法。

　　在信中，他稱對方“張老師”而非“張廳長”。“我是以大學生的身份與他交流，叫他張廳長就是官話了。”他解釋說。他還給教育部前部長周濟寫信，提出“高考命題要有學生參與”的建議，指出“大學教育和中學教育的脫軌現象”，批評現在的大學生只做對自己有益的事情。

　　他寄出去的信，大都石沉大海，只有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予以了回應，書記委托秘書給曹湘凡打來電話，轉達了六個字：小伙子，好好干。他為此深受鼓舞。

　　但身為一名高齡的專科生，41歲的“小伙子”很難擺脫被歧視的命運。他為寫作論文《論人民檢察院對民事訴訟的監(jiān)督》，去一家檢察院調研，并向辦公室主任咨詢：像我們這樣的人要到這里來工作，需要什么條件，要找什么關系？

　　他憤憤不平地轉述對方的回答：“你要是教我們的孩子，我放心，但你要到我們這里來工作，連掃地的資格都不夠。”

　　他不滿中國普遍存在的年齡、身份和學歷歧視，羨慕美國70歲的老人還能做消防隊員，還援引中組部部長李源潮的話說，干部年輕化不是低齡化。但老曹不得不感嘆：“40歲是人生的黃金年齡，卻是找工作的黑色歲月。”

　　他的中學母校把他作為勤奮執(zhí)著的典型寫進了校史，曹湘凡投去簡歷，沒有回應。他想報考公務員，但超過了年齡。他打算參加國家司法考試，“學了3年法律，不考，會很遺憾”。他也希望有人請他做培訓師，在全國巡講，培養(yǎng)高考的偏科人才。

　　在長沙寒意肆虐的冬日，曹湘凡獨自一人住在那間逼仄雜亂的屋子里，凌亂的床邊是一堆凌亂的報紙，那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主渠道。這位大學生沒有電腦，還不會上網。他在大學取得的“巨大的進步”，是在入學的第一天，學會了發(fā)手機短信。

　　他曾被村民譏笑為“農民不像農民，知識分子不像知識分子”，現在，他的自我定位變成了“教師不像教師，學生不像學生”。他房間的書桌擺滿了各種高考資料，《中國行政訴訟法》、《簡明證據法學》等幾本專業(yè)書被裹在其中。

　　妻子在他入學的那一天就生氣地離開了他，去了深圳，她預言丈夫“一畢業(yè)就會失業(yè)”。但老曹總覺得，“多讀點書是有用的”，雖然，他連妻子基本的夢想都沒法滿足：不如把家教做好，在長沙買個二手房。

　　至于待在農村的年邁父母，對這個執(zhí)拗的兒子已沒有任何要求，“基本不談我的前途，只希望我不違法”。

　　劉鵬，曹湘凡入學以來的輔導員，卻呼吁企事業(yè)單位能給他就業(yè)的機會，“他心態(tài)正常，毅力堅定，相信以后的工作也會很扎實”。對這位與他年齡相仿的學生，劉老師贊不絕口，稱他的精神可嘉，“對社會也是一種激勵”。“我愿盡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幫助他。”劉鵬說，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曹湘凡連續(xù)兩年獲得了5000元的助學金。

　　曹湘凡會不會成為悲劇

　　曹湘凡讀了有關楊元元的報道，他給我發(fā)來一條短信：“知識改變命運在我身上是一個偽命題，我只是像楊元元一樣的千百萬弱勢群體中有抗爭精神但無力回天的一個縮影。”

　　楊元元，上海海事大學一名貧困的研究生，不久前，用兩條毛巾結束了自己苦難的生活。曹湘凡看著報道，悲從中來，他在電話中對我說：“我只是比她堅強一點，沒有自殺。”

　　也許是受楊元元經歷的觸動，曹湘凡第一次在我面前呈現出他悲觀的一面。幾天前，他還認為自己不是悲劇人物，也非高考失敗的個案。

　　這是我第二次采寫曹湘凡，上一次是在2006年，他的第12次高考后。以后，我們偶有聯(lián)系。這個農民的兒子，多少年來，最期待的就是成為真正的城里人，用他的話說，就是要一個“名分”：有身份和地位，而不是四處打工，夾著尾巴做人。

　　這個夢想促使他為進大學歷盡艱辛苦斗了漫長的歲月，也導致家庭四分五裂：曹湘凡獨居長沙，妻子遠在深圳，三個孩子跟著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在老曹為自己的夢想拼搏的時候，孩子們悄無聲息地漸漸長大，沒有父母之愛的陪伴。

　　我?guī)状紊埔獾靥嵝堰^他，把家教做好做大，也同樣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但我發(fā)現，這種現實的觀點在他的理想面前顯得很無力，也很難被曹湘凡接受。因為他的內心認定了：如果不能成為國家單位的人，就沒有地位就“人微言輕”，那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結局。

　　他一直生活在自己強大的精神世界里，并朝著自己設定的目標去努力。如今，馬上要大專畢業(yè)，他希望“多年的媳婦能熬成婆”。但我不能不問他：“如果你實在找不到工作怎么辦？”他的退路是：做一輩子的家教。

　　他不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他很清楚自己找工作要面臨的尷尬處境：學歷不夠，年齡過大，因此，才把就業(yè)的希望寄托在本報的報道之上。在一個為選材設定了學歷層次和年齡限制的社會，這是一個略顯天真而又無奈的舉措。

　　但就業(yè)觀念是一個社會文化、制度、規(guī)則等多種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和反應，朝夕之間無法改變。這也注定了曹湘凡要“圓夢”的難度很大。盡管，他比許多大學生更有見識和意志。

　　我當然不會去指責曹湘凡有點“偏執(zhí)”、太不理性，沒有樹立起正確的就業(yè)觀和家庭觀。對這樣一位堅定的追夢者，我更愿意抱以敬意，并祝愿他找到合適的歸屬，感受到社會的理解、包容和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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