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中小學公民素質教育的問題與中國之比較

韓國中小學公民素質教育中出現(xiàn)的問題與中國之比較

08小教普本班29劉寶

公民教育和素質教育都是教育上十分重要的問題。從兩者關系上，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縱觀歷史來看，兩者的關系并非處理得很好。一旦處理不得當，就會在人才培養(yǎng)上造成極其不良的后果，大大地影響了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為了避免這種忽左忽右現(xiàn)象給教育工作帶來不應有的損失，我們把歷史的必然和時代的重音結合起來，提出公民素質教育的新概念。

那么何為公民素質教育？公民素質教育就是以提高公民素質水平為根本宗旨，對全體公民終身進行的，以公民道德教育為核心，以培養(yǎng)學習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為重點，德、智、體、美、勞同時并舉，促使全體受教育者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全面和諧發(fā)展的教育。它是一種嶄新的教育模式。

各個國家在開展中小學公民素質教育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諸多問題，而各個國家因為國情和歷史因素使得出現(xiàn)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下面我就亞洲鄰國韓國的中小學公民素質教育中出現(xiàn)的問題與中國做一個比較。

韓國：

一、公民素質教育的轉型問題

在韓國的歷史上，公民乃是一個現(xiàn)代概念。到李朝為止，漫長的韓國封建社會中，建立在人身依附關系上的社會結構決定了不可能有公民的存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淪為亡國奴和被統(tǒng)治者的韓國人，更不容侈談公民的身份。直到1948年大韓民國建立，韓國公民才在憲法的意義上獲得了它的出生證。韓國的憲法明確規(guī)定：大韓民國為民主共和國，大韓民國的主權屬于全體國民，國家的一切權利均來自國民。

表面上看，韓國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民主政體的國家，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韓國只是一個徒有“民主”虛名，實際是獨裁專制的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韓國的政權更迭不是在學生和民眾游行示威的抗議聲浪中進行的，就是通過軍事政變發(fā)生的，從來沒有和平移交過。韓國社會的這種特征與自覺自律的公民社會的政治特征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對儒教傳統(tǒng)深厚、專制統(tǒng)治漫長的韓國來說，讓國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公民是任重而道遠的。

二、“國民精神”教育的民族性與世界性問題從韓國公民素質教育的歷程和現(xiàn)狀看出，韓國學校公民素質教育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極為重視國民精神的培養(yǎng)，并以此為核心，建立了系統(tǒng)的道德教育體系。這是韓國的歷史和文化的特點決定的。

朝鮮民族的整個歷史就是一部在反侵略的斗爭中求生存的歷史，韓國人面對外族的歷次入侵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頑強抗爭，正是這部長期為復國興國而戰(zhàn)的特殊歷史形成了韓國人不畏強暴、強悍剛毅的民族性格及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同時，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度，儒學對韓國的影響在14世紀李朝就達到鼎盛時期，儒家倫理深深扎根于韓國的文化之中，融化在感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規(guī)范里，至今韓國還是世界上唯一保持全國祭祀孔子的國家。

韓國的“國民精神教育”，本質上就是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立自我的民族意識，培養(yǎng)民族自尊和民族復興的責任，確立民族主體性，以實現(xiàn)韓國的民族理想。然而，隨著尖端信息通信技術和交通的發(fā)達以及意識形態(tài)屏障的崩潰，世界正在變成一個“空間縮小化”的地球村，這是一個經濟上沒有國界的世界。在不久前的亞洲經融風暴中，韓國的民族主義也導致了排外情緒，“金融危機爆發(fā)后，排外情緒和經濟民族主義到處可見，一些人把金融危機歸罪于對外開放，他們不買舶來品，不吃肯德基�！表n國是民族意識極其強烈的國家，在公民素質教育中加強世界公民教育的內容十分必要，且是一項緊迫的任務。

中國：一、在教育目標上公民教育性質不夠明確

中國是一個受封建傳統(tǒng)影響較深的國家，公民意識尤其是民主、法律和公民權利意識一直比較淡薄，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甚至連“公民”二字似乎都成了資產階級的專利品，加上長期以來中國教育偏重于“應試教育”，公民教育缺乏應有的地位。

國家頒布的重要教育法規(guī)中，如198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199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等，都未把“社會主義公民”作為中小學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中小學公民教育的性質在法律上沒有得到確認，在中小學教學計劃、教學大綱中也得不到體現(xiàn)。公民教育性質的模糊，是中國中小學教育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

二、“應試教育”模式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中國從隋代創(chuàng)立的科舉考試制度起，學校教育就形成了讀書、應試、做官的固定軌道。時至今日，中國的中小學教育仍未徹底脫離這一軌道。中小學教育強調的是選拔功能，在這種功能觀的指導下，學校始終把考試與升學作為自己的出發(fā)點和歸宿。

“應試教育”的種種弊端，突出表現(xiàn)在偏重智育、偏重書本知識、偏重考試科目、偏重分數(shù)，而忽視中小學生素質的全面發(fā)展；偏重少數(shù)拔尖學生，忽視全體學生素質的全面提高。這種教育，有悖國家普及義務教育培養(yǎng)合格的社會主義公民的初衷，危害中小學生的身心健康，也危及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因此，開展素質教育已成為舉國上下的強烈呼聲。雖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黨和政府采取了一些推進中小學素質教育的措施，但真正實施素質教育并非易事。

三、教育經費短缺，教育投資總量不足。中國是個發(fā)展中的人口大國，接受基礎教育的人數(shù)超過兩億。窮國辦大教育，教育經費的短缺將是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中小學教育的經濟基礎相當薄弱，比較普遍出現(xiàn)以下幾種現(xiàn)象。

⑴全國城鄉(xiāng)中小學大量存在著校舍破舊、擁擠、危險等情況。⑵教學儀器設備不足。⑶公用經費奇缺。

擴展閱讀：中國應向韓國學什么

中國應向韓國學什么？

據(jù)考證，韓國人和中國人，先民都源出中國青藏高原，同宗共祖，孕育于東方文化母體。上古中國、上古韓國皆以道學為國學。韓國是研究中國國粹群經之首《周易》成就最大的外邦。公元一世紀（中國東漢時），中韓兩國幾乎同時誕生了道教。中古中國、中古韓國分別都經歷了“三國鼎立時代”。至今，儒、釋、道皆為中韓兩國國教。五代時，中國儒釋道三教混元形成的學派龍圖學的奠基者四川安岳人陳摶，根據(jù)上古陰陽太極圖案所創(chuàng)繪的簡明太極雙魚圖，公元1883年起，被韓國借鑒為國徽國旗圖案，沿用至今。朝鮮半島原來一直使用漢字，并在中國木活字、陶活字印刷術基礎上，改進為鐵活字印刷；直至公元14世紀（中國明代），韓國才在漢字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朝韓文字。韓中文化幾乎密不可分。韓國美食與中國一脈相承。韓國民俗節(jié)會與中國共生互同。

中韓兩國語言相近，習俗相通，文化相融，地緣相鄰，人緣相親。東漢建武23年（公元47年），巴蜀地區(qū)發(fā)生了聲勢浩大的“蠻夷反叛”事件，驚惶失措的朝廷下旨急派重兵征討；鎮(zhèn)壓叛亂后，于次年（公元48年）將“亂賊”7000人強行押往江夏（今武漢）。年方16歲貌若天仙的巴族女子許黃玉和其胞兄許寶玉，也在被遣送之列。沿途官兵對移民鞭苔凌辱，迫使許氏族人領頭再度暴動，奮起殺死押船官兵，奪船東渡，經東海漂入黃海，于當年7月27日清晨抵達韓國古駕洛國（今韓國金海市境），受到駕洛國金首露王隆重禮遇。金首露王擇良辰八月初一舉行盛典，納娶許黃玉為王妃。從此，四川成為韓國人的外婆家。金首露王和許黃玉的后裔金、許兩大家族，而今已有600余萬人。

如今，中國的國學國粹和文化傳承幾近斷代，尤其國醫(yī)中醫(yī)及國藥中藥，在中國每況愈下。作為老祖宗留下寶貴遺產之一的中醫(yī)中藥，即將消失殆盡，瀕臨滅絕。民國初年中國有中醫(yī)80萬人，1949年有50萬人，現(xiàn)在僅有27萬人；中國著名老中醫(yī)從1980年代的五千余名驟減至而今的不足五百名。而國際上中醫(yī)藥從業(yè)人員已近50萬人，大量的中醫(yī)技術和中藥秘方泄露和流失國外，國際高科技制藥企業(yè)將在中藥基礎上研制的特效藥品，以高出中藥數(shù)十倍甚至數(shù)百倍的高價銷售入中國及世界各地。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統(tǒng)計，目前世界植物藥（中草藥）市場年銷售額超過160億美元，其中日本的“漢方藥”（中草藥）占世界銷量的80%，韓國的中草藥“韓藥”占世界銷量的15%，而為中華民族生存繁衍和發(fā)展立下汗馬功勞、特別是在非點時期拯救千千萬萬國人國人生命的中醫(yī)藥的發(fā)源地中國，只占世界中草藥（植物藥）市場銷量的3%～5%。中國主流文化的喪失甚而崩毀，民族虛無主義和崇洋媚外的“集體無意識”甚囂塵上，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弊端，使中醫(yī)走近末路窮途。

201*年，韓國將源自中國的端午節(jié)，向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201*年，韓國又擬將中醫(yī)以“韓醫(yī)”的名義、將漢字活字印刷術以“韓國創(chuàng)始”的名義、將孔子文化以“韓國創(chuàng)生”的名義申報世界遺產。201*年，韓國又將申遺項目投向了書法，甚至提出要廢除中國書法、日本書道等名稱，而統(tǒng)一使用韓國的書藝。對所有這些，“愛國者”們義憤填膺，紛紛譴責韓國。其實，東方的民俗文化節(jié)會，在中國古代是朝廷法定的，必須慶祝、紀念，并不斷豐富其外延和內涵。漢字活字印刷術、中醫(yī)中藥、毛筆書法等一系列源于中國的東方文化豐厚遺產，不僅僅屬于中國。日本、朝韓、越南、蒙古等國家，都有權利將之視為自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比如韓國的金許家族，本來就有中國四川的血緣，誰能說漢代的中國人，就不是中國人？只有現(xiàn)在中國人自己，對古老的文化不予珍惜，甚至毀掉自己的世界文化遺產，還不許別國以可操作的方式去保護，這樣的“愛國”，形同賣國。

中國的民族文化自信力、科技創(chuàng)造力和自愛自保自珍自尊意識，在經濟開放、物欲橫流的今天，幾已淹湮沖決于泊來亞文化的洪水猛獸之口。而不體制缺陷和觀念誤讀，是民族本位文化的幕后殺手。

昨天的經濟就是今天的文化，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經濟。傳統(tǒng)文化在現(xiàn)代意識撞擊下，將創(chuàng)生出巨大的經濟力量。由此看來，中國應向韓國人很好地學習。

首先，要學習韓國人獨立自立的民族精神與經濟自主的遠見卓識。改革開放，并不意味著丟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韓國人游刃有余地處理好了民族自立自主自省自強與汲取利用外來實力支持兩者的關系，從來不放棄自己既有的原則。外資是柄雙刃劍。招商引資一旦超過限度，無異于引狼入室。中國年外貿順差居高不下，其實大多是引入國內的外商獨資企業(yè)所為，內資企業(yè)出口創(chuàng)匯甚少。比如長江三角洲中等城市蘇州開辟了16個國家級、省級開發(fā)區(qū)，自201*年起，聚集“手機、數(shù)碼相機、微機”為代表的“三機”外資企業(yè)1000多家，實際利用外資68.05億美元，全市201*年GDP已達2700億人民幣，201*年下半年GDP就達1630.36億元，創(chuàng)造了城市經濟總量“全國第四”的經濟神話。但蘇州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消耗4000畝以上良田沃土耕地；GDP年均增幅18%，土地流失10萬畝，糧食產量下降23%；更為嚴峻的是，區(qū)域外資比例過重，而致大量的收益流入國外，使“世界工廠”淪為“世界車間”，中國人成為在國內打工的“國際打工者”，GDP雖高，留給國民的收益量卻甚少。幅員遼闊的中國，西部距國際口岸千里萬里，若過分強調經濟的外向度，使物流循環(huán)程度增大，經濟增長成本增高，經濟發(fā)展?jié)撛谪摀�加重�！罢�績政府”的政績惡俗評價體系，導致政府官員一邊借形象工程大肆貪腐，一邊單純追求GDP無序無度瘋漲。政府圈養(yǎng)的一批碌碌無為人云亦云的所謂“經濟學家”，大多不學無術，或虛意矯情，瞞天過海，不敢、不會或不愿說真話，只看GDP，忽視GNP。經濟外向度、外資依存度過大，使國民經濟及區(qū)域經濟競爭力明顯下降。而韓國人，早就聰明地意識到GDP與GNP的關系和懂得區(qū)域宏觀經濟學原理，合理利用外資，又在一些領域有效抵御外資，既開放投資環(huán)境，又把控外資進入的門檻和行業(yè)版塊，使經濟內生力與外生力相得益彰。羅馬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韓國人深知自我發(fā)展的重要性和長期性。急功近利而盲目崇外，只會最終斷送國民經濟前程。

其次，要學習韓國人的科技自主創(chuàng)新精神與自主知識產權、技術自我保護意識。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欲以“技術換市場”，向外資妥協(xié)，決策者從前的一系列短見，注定今天的失敗，也明顯地暴露出國家智慧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科學發(fā)展觀的嚴重缺位，其結果是：市場拱手相讓出去了，而核心技術并未換回來，技術壁壘居高不下，并且為此向國外附出高昂的技術和知識產權代價。這并非中國人笨嗎，是由于體制機制原故而使中國科研人員的聰明才智難以發(fā)揮，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韓國向來特別注重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創(chuàng)新研發(fā)，韓國國民甚至抵制“洋貨”，有效地抵御外來經濟技術侵略，而成為東方經濟技術強國。

第三，要學習韓國人的文化傳統(tǒng)精神與文化自信理念和文化堅守策略。韓國是把東方儒釋道文化繼承弘揚到極致的文化強國，將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成分轉化成現(xiàn)代國民文化精神和民族發(fā)展的巨大動力。而中國這個從前的東方文化巨人，卻在開放搞活的30余年間，一邊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上絕不“西化”，卻一邊面對外來文化侵淫與擴張，妄自菲薄，自命低賤，將十年動亂幾近斷裂的文化再度丟盔棄甲，墮為文化侏儒。近來大搞什么孔子學院，也并非弘揚孔子的文化，而是將之作為黨文化的一部分，企圖“拯救地球”，不僅遭到海外的抵制，也遭到國內的非議。殊不知任何經濟侵略和軍事挑戰(zhàn)，都不可能真正征服一個民族；只有文化侵淫與演變，才可以真正徹底將一個國家和民族置于亡國滅種的境地。馬列的西化文化，60年來一直毒害和侵蝕中華民族，真正的中華文化面臨絕種的境地。

第四，學習韓國的城市化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路向。韓國政府非常清醒和明白，現(xiàn)代經濟是以城市為主干的經濟，城市對國民經濟與社會發(fā)展致關重要。為推進城市化進程，集中體現(xiàn)城市經濟文化聚合效應和幅射作用，以拉動國民經濟的高速、高效與良性增長，促展國民文化建設的繁榮昌盛，韓國設立了6個中央直轄市，大力發(fā)展中心城市和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城市圈、城市組團。“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雖小，GDP已排名世界第十一位，人均收入已超過1.6萬美元，將近是中國人的5倍。有人說中國的城市化和美國的高科技是影響21世紀人類發(fā)展的兩大關鍵因素。中國如今尚停留于初級城鎮(zhèn)化的階段，即使大中城市的城市化程度也較低，城市政府的管理能力、營運能力和服務水平不高，城市無序發(fā)展問題十分嚴重，城市意識剛剛啟蒙。

五、韓國的新村運動和鄉(xiāng)村建設與城鄉(xiāng)統(tǒng)籌協(xié)調發(fā)展戰(zhàn)略。韓國的新村運動自,1970年代初始，已歷30余年，成效顯著。而今中國搞新農村建設，似乎是受韓國的啟示。但實際上，地方當局利用“鄉(xiāng)村整治”，假“新農村建設”之名，大肆掠奪農村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土地，利用“農民上樓”對老百姓進行血腥搶劫和掠奪；大搞形象工程，出錢收買偽劣專家出賣良知，聒不知恥地為自我標榜，吹噓自己一個地方的城鄉(xiāng)一體化和新農村建設是什么“中國城市化道路”，欺上瞞下，只顧自己升官發(fā)財，而不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中國許多地方官員，又假“學習考察韓國”之名，走馬觀花游山玩水揮金如土，只學皮毛不知內理，不顧本地實際，胡亂克隆一些模式，盡搞短見行為。

其實農村建設運動始于中國的1920年代初。出生在四川巴中，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畢業(yè)歸國的晏陽初，獲享國際學術界公認公推公選的“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偉人”之一的殊榮，其功績就在于他首倡并身體力行，躬身實踐了“以改變農村底層貧苦命運為目標”的中國鄉(xiāng)村建設運動，開創(chuàng)了名揚中外的“定縣模式”。畢業(yè)于美國哈佛大學醫(yī)學系的四川成都郊縣人陳志潛，被譽為“激越浪漫而篤誠的補天者”、與學生毛澤東一生舌戰(zhàn)從未低過高貴的頭顱的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從英國倫敦大學學成歸國，蜚聲國際的著名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文化人類學者，后來貴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仍義無反顧，力排眾議，力頂紛爭，力倡改革，力促民營經濟生存發(fā)展的費孝通等等，這一大批專家學者、仁人志士，為中國的鄉(xiāng)村新農村建設付出了異�？少F難能的艱辛努力。但中國拋棄了這些先賢的鄉(xiāng)建道路，權貴資本橫行，平民百姓遭殃。大多數(shù)國人尤其醉心迷情于貪污腐敗的官員們，面對同為漢文化的韓民族，至今并不懂得如何向韓國人學習。

韓國在“二戰(zhàn)”時淪為日寇殖民地，被戰(zhàn)火鐵蹄焚毀為焦土。大韓民國流亡政府從中國租界上海到陪都重慶，幾度遷徙，居無定所，時無寧日。韓國與內戰(zhàn)結束后的中國同時起步，前者躍居世界經濟強國前列，后者國民經濟滑向崩潰邊緣之際才改革開放，至今仍處于發(fā)展中國家地位。更可悲的是，現(xiàn)代中國人還最會找借口尋求自我安慰。韓國發(fā)展快，就說人家國家小就容易發(fā)展；美國國力強，又說美國社會發(fā)展了兩百年；日本人口多地域狹窄資源少但成為發(fā)達國家，就說日本靠美國才發(fā)達起來。而中國地大物博，有著八千年的文明史，曾經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而這些，既成為包袱，也成為夸耀的本錢。

中國的落后，在于缺乏自省意識，在于民族凝聚力的淪喪，在于制度的腐朽和落后。封建意識和專制制度的使得中國無法前行，而國民得劣根性又根深蒂固，難以自拔。

在大清帝國時期，綜合國力領先世界任何國家的所謂乾隆盛世，卻已潛伏巨大的生存發(fā)展危機。當時世界上發(fā)生了足以徹底改變人類社會進程的三件大事：一是英國工業(yè)革命，科技大發(fā)現(xiàn)和社會化大生產已然開始，瓦特發(fā)明了蒸汽機，繅絲機已可同時紡一百根絲線，美國富蘭克林發(fā)現(xiàn)了電力能的應用；二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封建政治體制如摧枯拉朽，西方進入自由民主新時代；三是美國獨立戰(zhàn)爭，華盛頓開國，公布了《獨立宣言》和率先實施世界上首部《人權法案》，民族自立和以人為本成為國民共識、國家戰(zhàn)略和共同價值觀。可是，自詡盛世明君、好大喜功、暮年昏庸的乾隆皇帝居然充耳不聞，無動于衷。

有這種皇帝就有這種人民，反之亦然。清末，法國使臣羅杰斯對中國皇帝說：“你們太監(jiān)制度將健康人變成殘疾，很不人道�！睕]等皇帝回答，貼身太監(jiān)瑞公公搶嘴道：“這是陛下恩賜，奴才心甘情愿，怎可詆毀我大清國律，干涉我大清內政！”試問，誰聽說過韓國有這樣的奴才？但中國至今，這樣的奴才遍布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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