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東漢晚期政治敗壞,局勢混亂。曹操與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來恢復社會秩序。曹操提倡信賞必罰,主張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觀念打破以門第或名教的標準。諸葛亮也提倡法治觀念,入蜀后修明法制,執(zhí)法公平。提出“治國之要,務在舉賢”的主張以任才適用。他也重視軍法,如街亭之戰(zhàn)馬謖違反軍令而被斬,他也自貶三等。漢末魏初的名法思想為此后魏晉玄學思潮提供了基礎,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將焦點由名法的具體問題轉向玄學的抽象思辨。
經(jīng)學方面,漢末鄭玄之經(jīng)學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晉之世,王肅繼承父學而注經(jīng),其對經(jīng)學的見解與鄭玄不同,遂有鄭、王兩派互相駁難。曹魏末年,司馬氏篡魏為晉。當時政治黑暗,知識份子之思想趨向反動、消沉而無出路。傾向曹氏者多是失勢士子,采取清談方式批評政治,主張自然。傾向司馬氏者,則主張維持名教,使儒家作風漸起分化。因晉武帝為王肅外孫,遂被立為官學,一時黜鄭申王,使王學成為宗主。
魏晉時期最突出的思想為玄學。其基本教義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玄學家好談玄理,不談俗事,稱為清談,流行于魏晉時期。在240-248年的醞釀期,以何晏和王弼為代表。玄學家認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見的表象“末”,進而提倡“以本統(tǒng)末”的理論。又視“本”為“道”,類比為沒有形體的“無”(原理、趨勢),視“末”為實際現(xiàn)象的“有”,并認為“萬物皆產(chǎn)生于無”。之后到司馬炎篡魏建晉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為代表,他們把焦點由思想理論轉移到人生問題上。當時政治黑暗,司馬氏壓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飾。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張儒教的禮法壓抑人性且虛偽,強調人性的解放與自然真誠。他們帶頭實現(xiàn)這個理論,形成一股解放個性的風氣。到了西晉之后,清談之風蔓延到政治舞臺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xiàn)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裴頠對“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fā)展至此已臻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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