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閣對于我，一直有一種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讀書人，它是藏書樓，我是寧波人，它在寧波城，早該頻頻往訪的了，然而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1976年春到寧波養(yǎng)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設法把我弄到天一間里去看一段時間書，但按當時的情景，手續(xù)頗煩人，我也沒有讀書的心緒，只得作罷。后來情況好了，寧波市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們總要定期邀我去講點課，但我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始終沒有去過天一閣。

　　是啊，現(xiàn)在大批到寧波作幾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來后都在大談天一閣，而我這個經常鉆研天一閣藏本重印書籍、對天一閣的變遷歷史相當熟悉的人卻從未進過閣，實在說不過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寧波講課，終于在講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這個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天一閣正屬他管轄，在對我的這個可怕缺漏大吃一驚之余立即決定，明天由他親自陪同，進天一閣。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臺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城市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如約來到天一閣時，只見大門內的前后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磚墻間透出濕冷冷的陰氣。

　　看門的老人沒想到文化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里借來半高統(tǒng)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里積水太深，u下腳，鞋統(tǒng)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干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趟水進去。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天一閣，我要靠近前去怎么這樣難呢？明明已經到了跟前，還把風雨大水作為最后一道屏障來阻攔。我知道，歷史上的學者要進天一閣看書是難乎其難的事，或許，我今天進天一閣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

　　天一閣之所以叫天一閣，是創(chuàng)辦人取《易經》中“天一生水”之義，想借水防火，來免去歷來藏書者最大的苫薊鷦幀＝裉斐醮蝸嗉，上天分明將“天一生水”的奧義活生生地演繹給了我看，同時又逼迫我以最虔誠的形貌投入這個儀式，剝除斯文，剝除參觀式的優(yōu)閑，甚至不讓穿著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來到跟前。今天這里再也沒有其它參觀者，這一切豈不是一種超乎尋常的安排？

　　不錯，它只是一個藏書樓，但它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槍的文化奇跡。

　　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人種之一，讓人驚嘆地創(chuàng)造了獨特而美麗的象形文字，創(chuàng)造了簡帛，然后又順理成章地創(chuàng)造了紙和印刷術。這一切，本該迅速地催發(fā)出一個書籍的海洋，把壯闊的華夏文明播揚翻騰。但是，野蠻的戰(zhàn)火幾乎不間斷地在焚燒著脆薄的紙頁，無邊的愚昧更是在時時吞食著易碎的智慧。一個為寫書、印書創(chuàng)造好了一切條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擁有和保存很多書，書籍在這塊土地上始終是一種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天地長期處于散亂狀態(tài)和自發(fā)狀態(tài)，它常常不知自己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誰，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會為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得，只有書籍，u能讓這么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u能讓這么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u能讓這么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很有一些文人學士終年辛勞地以抄書、藏書為業(yè)，但清苦的讀書人到底能藏多少書，而這些書又何以保證歷幾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功名資財、良田巍樓尚且如此，更逞論區(qū)區(qū)幾箱書？宮廷當然有不少書，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構不成整體文化意義上的藏書規(guī)格，又每每毀于改朝換代之際，是不能夠去指望的。鑒于這種種情況，歷史只能把藏書的事業(yè)托付給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這種人必得長期為官，有足夠的資財可以搜集書籍；這種人為官又最好各地遷移，使他們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處的版本；這種人必須有極高的文化素養(yǎng)，對各種書籍的價值有迅捷的敏感；這種人必須有清晰的管理頭腦，從建藏書樓到設計書櫥都有精明的考慮，從借閱規(guī)則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這種人還必須有超越時間的深入謀劃，對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書保存下去有預先的構想。當這些苛刻的條件全都集于一身時，他u有可能成為古代中國的一名藏書家。

　　這樣的藏書家委實也是出過一些的，但沒過幾代，他們的事業(yè)都相繼萎謝。他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這些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沒有成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xiàn)過而最終還是未能實現(xiàn)的悲劇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個人呢，哪怕僅僅是一個，他可以把上述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繼承諸項關節(jié)琢磨到極端，讓偌大的中國留下一座藏書樓，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憐可憐中國和中國文化吧。

　　這個人終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閣的創(chuàng)建人范欽。

　　清代干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范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shù)百年，海內藏書家，唯此巋然獨存�！�

　　這就是說，自明至清數(shù)百年廣闊的中國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書籍文明，終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歸攏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長歷史，不去說它了，明以后沒有被歸攏的書籍，也不去說它了，我們只向這座房子叩頭致謝吧，感謝它為我們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個小小的棲腳處。

　　范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自27歲考中進士后開始在全國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陜西、河南，南至兩廣、云南，東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跡。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職不算小了。這就為他的藏書提供了充裕的財力基礎巴搜羅空間。在文化數(shù)據(jù)十分散亂，又沒有在這方面建立起象樣的文化市場的當時，官職本身也是搜集書籍的重要依憑。他每到一地做官，總是非常留意搜集當?shù)氐墓�私刻本，特別是搜集其它藏書家不甚重視、或無力獲得的各種地方志、政書、實錄以及歷科試士錄，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詩文集，本是很容易成為過眼煙云的東西，他也搜得不少。這一切，光有搜集的熱心和資財就不夠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務之暇把玩書籍，而事實上他已經把人生的第一要務看成是搜集圖書，做官倒成了業(yè)余，或者說，成了他搜集圖書的必要手段。他內心隱潛著的輕重判斷是這樣，歷史的宏觀裁斷也是這樣。好像歷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藏書家，于是把他放在一個顛簸九州島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理了一宗大案，也許是彈劾了一名貪官，也許是調停了幾處官場恩怨，也許是理順了幾項財政關系，衙堂威儀，朝野聲譽，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過傍晚時分差役遞上的那個薄薄的藍布包袱，那里邊幾冊按他的意思搜集來的舊書，又要匯入行篋。他那小心翼翼翻動書頁的聲音，比開道的鳴鑼和吆喝都要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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